當下，在國內“破五唯”、規范SCI相關指標使用等評價改革實踐中，“高被引”指標顯得尤為突出。

 “高被引”之所以仍深受重視，源于國內很大程度上把高被引論文等同于頂尖高質量論文，而這又是基于高被引論文在國際同行中具有重要學術影響力這一認識。

本文以2020年科睿唯安發布的17名中國高被引學者（數學領域）為例，分析發現他們的論文引用機構主要集中在國內，且引用情況相當集中；同時，數學學科高被引論文的引文主要發表在低影響因子期刊上。

由此，筆者認為，把高被引論文簡單等同于頂尖高質量論文顯然站不住腳，對“高被引”的評價結果以及一系列政策導向也就很成問題，過于熱捧和追逐“高被引”可能相當致命。

高被引論文=重要學術影響力=高水平？

高被引論文的概念最早由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簡稱ESI）提出。ESI對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機構的SCIE、SSCI庫中最近10年的論文數據進行統計，將被引頻次排在各學科領域前1%的論文稱為高被引論文，其作者即為高被引論文學者。

為探究國內“高被引”真相，鑒于目前僅ESI發布的“高被引”面向全球學者，因此我們選擇了科睿唯安ESI 2020年度“高被引科學家”榜單中中國學者上榜較多的數學、物理、化學、材料四個學科的共計203位（人次）中國高被引學者逐一進行論文被引情況查詢。

限于篇幅，這里我們僅以早前因曲阜師范大學數學學科排名超過北京大學（2020年10月發布的U.S.News2021年世界大學排行榜） 而引發大量爭議的數學學科高被引學者論文的引用情況作闡述。

（一）中國高被引學者的國際影響力分析

國內學界對“高被引”的推崇，最重要的一點是基于論文的高被引代表了國際同行對論文內容的高度認可。

事實果真如此嗎？

為此，我們考察了國內高被引學者的論文主要是國內學者還是國外學者在引用。出于結果明晰的考慮，我們把每位高被引學者論文的引文按其作者所屬機構歸類，同時把論文的引用機構按引文數量從高到低降序排列，列出第一到第十五名引用機構。

我們逐一把前面提及的17位數學高被引學者論文的第一到第十五名引用機構的國別和國家名稱列出（表1）。

表1. 17位數學學科高被引學者論文引用機構的國別和國家名稱

從表1可以看出，國內數學高被引學者論文的引用機構主要集中在國內。由此可以說明，僅從“高被引學者”這一指標來認定國內“高被引”代表了較高國際同行影響力的說法不成立。

（二）中國高被引學者的國內影響力分析

“高被引”不代表高國際學術影響力，那么“高被引學者”的國內學術同行影響力又是怎樣呢？

為說明這個問題，我們把引用高被引學者論文最多的機構的引文數量和前十名機構的累計引文數量分別與總引文數量相比，得到引文集中度的數值。

根據引文計量常識，引文集中度的數值越低，代表引文的機構集中度也越低，說明高被引論文的被引分布越廣，表示關注和認同論文的學者越多。反之引文集中度的數值越高，表示關注和認同論文的學者越少。

如果引文集中度數值相對過高，就有可能存在“刷引文”（注：指為了追求引文指標，學者之間私下串通而采取的非學術引文）的嫌疑。

我們把17位數學高被引學者的第一名引用機構引文數量和前十名引用機構累計引文數量分別除以其總引文數量并按百分比區間列出，每個區間的學者人數相加，得到數學學科高被引學者引文集中度數值分布各區間的人數情況（表2）。

表2. 數學學科高被引學者的引文集中度處于各區間的人數分布情況（共17人）

從表2清楚地看到，數學學科高被引學者的引文集中度很高。

高被引學者論文的第一名引用機構引文數量占其總引文比處于[10%-20%)區間的人數最多；前十名引用機構累計引文數量占其總引文比在[40%-100%)區間的人數最多。

從數據情況看，中國“高被引學者”論文的引用情況相當集中，由此說明我們不能因為學者被列入“高被引學者”榜單，就簡單將其與國內較廣泛學術影響力劃等號。

（三）中國高被引學者的實際學術水平分析

中國高被引學者的實際學術水平是不是像理論上預設的那么高？對這點，我們通過對高被引學者論文的引文所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情況來說明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說，如果引文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高，說明對被引論文關注和認可的同行水平高，間接證明“高被引”的學術水平相對也高；反之亦然。

我們把數學高被引學者2009年—2019年間的全部引文按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區間進行歸類，再計算出各影響因子區間內的引文數量在總引文數量中的占比，這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被引學者其論文引文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分布情況。數學學科的具體結果見表3。

表3 數學學科高被引學者論文引文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分布情況（共17人）

從表3可以明顯看到，數學學科高被引論文的引文主要發表在低影響因子期刊上。

依據上述結果，我們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國內高被引學者論文的被引絕大部分來自國內學者的引用，國內“高被引”的高國際學術影響力很可能被“虛構”。

2.國內高被引學者論文的被引集中度很高，國內“高被引”在國內學術同行中的較高影響力和權威性也很可能被“臆想”。

3.國內高被引學者論文的引文發表在低影響因子的期刊居多，國內“高被引”的高學術水平和貢獻也很可能被“高估”。

綜上，“高被引”指標不能簡單地作為頂級學術成就的評價標準。事實上，這與筆者在聽取學術同行對業內“高被引”評價的反映一致。

盲目推崇致亂象叢生：“刷指標”、論文“出口轉內銷”……

不可否認，國內學界把“高被引”等同于優質學術成就的現象較為普遍，這種評價指揮棒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容小覷。

1.“刷指標”現象導致中國教育科研的國際聲譽嚴重受損。

因為“高被引”的光暈效應，國內個別學者通過各種不光彩手段來提高論文引用率的現象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這一問題不僅影響到國際社會對中國“高被引”的看法，也波及對整個中國學術誠信的評價。

2.論文“出口轉內銷”現象導致中國教育科研損耗巨大。

刻意追求“高被引”無疑助推了國內學者把論文發表到國際期刊上,再轉回國內讓國內同行閱讀和使用的現象。

由此導致國內學術論文成果交流耽擱，大量科研經費化作了高昂的論文版面費、靠“高被引”起家的“帽子”人才名不副實、教育科研生態氛圍急功近利等問題。

3.“皇帝的新衣”現象導致中國學界受到國際期刊機構“特殊對待”。

在國內學界“不顧期刊良莠”“不惜一切代價”發表國際期刊論文的風氣下，國際期刊集團旗下的數據庫都不約而同地加大了向中國市場推出各種期刊論文指數的力度。

同時，有些國際期刊一看來稿是中國人或者中國機構，立馬把版面費翻高幾倍。

從源頭入手，嚴把“科學關”“檢查關”“誠信關”

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源頭上入手，標本兼治。

1.要求發布“高被引”榜單的機構嚴把“科學關”。

如果“高被引”榜單發布機構明知榜單中混有大量非學術引用數據卻依舊發榜，且不主動說明缺陷所在，這不應該是一個有社會和學術責任心的機構所為。各種“高被引”榜單的制作者和發布者有責任把明顯不當的引用數據加以科學處理。

已有不少學者提出要對學者利用過度自引或小團體互相引用等操縱被引數據的做法進行干預，這在技術上也是完全可行的。

2.要求使用“高被引”指標的部門嚴把“檢查關”。

“高被引”指標與學者個人及所在機構的學術資源、經費和獎勵等息息相關。各級管理部門在使用“高被引”數據時理應事先對“高被引”數據進行核實，同時更應該關注高被引論文的實際學術價值和貢獻。

教育科研管理者需要提高治理水平，杜絕學術評價中唯指標數量的錯誤做法，否則追究評價主體責任。

3.要求學者在開展教育科學研究時嚴守“誠信關”。

國內論文引用方面存在的學術投機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人為做高引用指標數據對學術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當前，要大力弘揚崇尚真理、嚴謹求實的“科學家精神”精神，加強學者科研誠信和規范建設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