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首都醫科大學校長、著名生物學家饒毅教授在其個人微信公眾號「饒議科學」撰文重提了一件發生在 10 年前的舊事。

諾獎得主、法國著名病毒學專家呂克?蒙塔尼教授在近日接受法國的一個醫學專業媒體采訪時表示，他們用數學模式對病毒基因研究得出的結果，確認了之前印度學者提出的新冠病毒帶有艾滋病基因的發現。

作為一位諾獎得主、病毒學專家，蒙塔尼聲稱新冠病毒系人為合成，且包含艾滋病毒的核酸序列，無疑會產生重大影響，無怪乎饒毅教授直接懟起了人，并且不留情面地舊事重提了。

追棒諾獎得主熱

自新千年伊始，中國就興起了一股國外諾獎得主“走穴熱”，國外諾獎得主來華瘋狂撈金，中國真的是“人傻錢多速來”嗎？

我們不反對諾獎得主來華，其實對于諾獎的崇拜與向往，可以營造良好的科學氛圍，日本也是先有諾獎崇拜，然后成諾獎獲獎大國。但我們發現，國內眾多邀請諾獎得主參加的論壇、活動多遭到科學同仁的質疑，多是有名無實的面子工程、政績工程，有的甚至淪為中介機構賺錢的工具，很多流于形式主義。

那么，反對形式主義的諾獎得主來華，也成為了學界的一大呼聲。而高校及科研機構作為引進諾獎得主的另一大主體，是否應該算一下引進“性價比”這本賬？

諾獎得主來華的變遷史

諾獎得主從何時起頻繁來華，這個已無從考證。據不完全統計，在2013-2019年，7年間應邀來華參加活動交流的諾獎得主不少于73場，共計76人之多。有趣的是，2014年之前，到訪中國的諾貝爾獎得主中，半數是經濟學獎獲得者，占據絕對優勢。近年來，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受歡迎程度提升，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來華人數快速增長。

蒙代爾是來華最多的諾獎學者。1999年，蒙代爾因“開放經濟中貨幣與財政政策”理論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其提出的“最優貨幣區域”理論將歐元由概念變成現實，被譽為“歐元之父”。早在1995年，蒙代爾就到訪中國，與中國就此結緣。獲得諾獎后，更是成為了“常客”。此后10年間，蒙代爾訪問中國超過20次。僅2013年下半年，就來了5次。

2014年，媒體也爆出了“一周3位諾獎得主中國行 洋大師中國走穴施道還是撈金”的新聞。記者從某具備策劃各類大型論壇、沙龍活動經驗的業內人士處了解到，企業邀請蒙代爾和羅杰斯等大師前來演講報價都是100萬元人民幣（約16萬美元）。實際上，出席演講撈金只是行程中很小的一部分。羊城晚報記者拿到一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國行招商方案，發現諾獎得主在中國每一分鐘都充滿商機。例如，演講會中的與大師互動對話環節、往返機場車程中與大師獨處、大師親臨企業參觀指導、招待晚宴、午宴，均可明碼標價，向社會“出售”。

根據招商方案，首席冠名贊助合作伙伴限1家開價200萬元、戰略合作伙伴限3家叫價80萬元、指定贊助限5家每家30萬元、支持單位限5家每家15萬元。而就活動實際情況而言，諾獎得主能否給中國解惑，仍要打個問號。因為現場對于不少問題，洋大師常常以缺乏對中國的深入研究而表示不宜作答。

《科技日報》因此刊文指出，諾獎并非萬金油，剎住諾獎得主“站臺”的歪風。批評諾獎得主走馬燈似的來中國作秀撈金，對地方政府而言，是對“動輒請來諾獎得主來講學等同政績觀”的矯正，也是在提醒運作鏈條各方，諾貝爾獎從走秀商業價值考量，已非稀缺物品，不再是奇貨可居。

高校引進諾獎得主常態化

2019年，不到半年的時間里，中國高校及科研機構至少密集引進了10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海南大學一次性聘請了4位諾貝爾獎得主。

中國高校對諾貝爾獎得主的熱情追捧，一直備受爭議。贊同者相信，諾貝爾獎得主不僅做出過杰出的科研成果，更擁有過人的科學遠見和科技資源，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加盟，對高校的師資力量、科研水平和國際交流都大有裨益。

反對者則認為，近年來的諾貝爾獎常常頒發給數十年前的重要科技成果的創造者，獲獎者的年齡普遍偏大，多數早已過了科研創新的頂峰時期；更重要的是，這些重金聘請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多數不會全職在國內高校工作，有些甚至只有“虛職”“虛銜”。

縱覽諾貝爾獎得主的引進名單，不難發現，“名譽教授”“榮譽教授”“特聘教授”等字眼頻頻出現。這些“××教授”頭銜，通常是高校授予在學術界有突出貢獻學者的榮譽稱號，往往不存在合同約束。即便有合約性質，很多也缺乏實質性的約束措施。也就是說，諾貝爾獎得主作為某一高校的“名譽教授”“榮譽教授”或“特聘教授”，究竟應該為這所高校履行哪些義務，常常是沒有明確規定，或缺少制度保障的。

引進國際高端人才，且有明確的“用人”目標，這是好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受聘的諾貝爾獎得主有不少是“多面手”。就拿擔任海南大學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的其中兩位諾獎得主來說，邁克爾·萊維特同時也是浙江大學教授、西北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和復旦大學名譽教授；阿龍·切哈諾沃與中國的淵源更深，他不僅身兼西華師范大學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杰出教授、南京大學名譽教授等職，還是第一位擔任中國高校領導的諾貝爾獎得主——2015年起，他開始出任籌建中的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常務副校長。

算一算引進“性價比”

國內高校引進的諾貝爾獎得主普遍年齡偏大，倒不是因為不歡迎正值盛年的獲獎者，只是這樣的人選實在太少了。那么，就讓我們來試著算一下中國高校引進諾貝爾獎得主的“性價比”吧。

以2019年引入的這10位諾貝爾獎得主為例，他們的平均年齡約73歲，最年長的是2008年諾貝爾獎得主哈拉爾德·楚爾·豪森，83歲高齡，被天津醫科大學聘為名譽教授；最年輕的則是2014年諾貝爾獎得主愛德華·莫索爾，57歲，被山東大學聘為兼職講席教授。

2016年的一組統計數據顯示，已公布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平均年齡超過70歲，且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獲獎者的年齡呈現出一定的“增長”趨勢。這可能與近幾十年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成果的數量激增，一些成果“等待”獲獎的時間相應延長有關。但即便是依然“高產”的諾貝爾獎得主，也很難說究竟是倚靠世界一流課題組的綜合水平，還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個人實力；是整個團隊欣欣向榮，還是課題組長老驥伏櫪。鑒于國內高校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引進了諾貝爾獎得主本人，而非邀請整個團隊入駐，對這個問題應當慎思明辨。

另一方面，這些諾貝爾獎得主是否一如坊間猜測的那樣，個個身價高昂呢？從有據可查的有限信息來看，不同機構和不同引進方式的差距還是比較顯著的。據媒體報道，深圳市政府計劃到2020年，引進不少于10名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科學家。符合條件的諾貝爾獎得主來深圳組建實驗室，最高可以得到1億元的建設資助。而山東大學公示的兼職講席教授待遇，則為“聘期內提供10萬元/年的崗位津貼；聘期內根據學科特點提供科研活動經費6萬元”。

其實，6萬也好，1億也罷，高校引進諾貝爾獎得主等高端人才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提升科研水平、建設學科團隊、培養優質人才、擴大社會影響力。如果這些目的達到了，那么誰也不能說這筆錢花得冤枉。問題的關鍵在于，每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引進”“受聘”“入駐”時，都有宣傳有喝彩，一番熱鬧景象；幾年下來，關于這些舉措取得了什么成果、起到了多大作用，卻總是靜悄悄的。

缺少了后續的產出報告，重金引入諾貝爾獎得主的“性價比”，難免成了一筆糊涂賬。希望未來，這些來華工作的諾貝爾獎得主，都可以做出與諾貝爾獎背景相稱的貢獻，讓這些關于“性價比”的爭議，都化作一時笑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