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夜，正在悄悄「偷走」你的智商。

最近，一項長達10年的科學研究表明：熬夜不僅傷身，還傷腦。

許多自詡在夜間「靈感爆棚」的人們，可能還沒意識到：

荷蘭格羅寧根大學的研究人員，依托「生命線隊列研究」（Lifelines Cohort Study），對兩萬多名40歲及以上成年人的健康數據進行了分析。

在研究中，他們讓參與者在調研開始和十年后，各自完成一次智力的「靈活度」測試（評估思維流暢性和執行能力等關鍵認知能力指標），結果發現：

高學歷人群，更容易成為「晚睡受害者」，而中低學歷人群，在這方面受到的影響不如前者顯著。

研究人員通過「生命線隊列研究」（Lifelines Cohort Study）來分析數據。

Lifelines覆蓋三代同堂人群，聚焦荷蘭北部167,729人的健康與相關行為，它綜合了生物醫學、社會人口學、行為、體格與心理等因素，特別關注多病共存與復雜遺傳。

在排除了癡呆等一些不適合人群之外，研究人員將調研樣本最終確定為23,798人。（見下圖）

研究人員對他們進行了長達十年的跟蹤調研，并在調研之初，以及十年后，為他們各自做了一次大腦「靈活度」測試，結果發現：

通過進一步拆解，研究人員又發現，晚睡，通常伴隨著睡眠質量下降和抽煙，這兩項因素綜合起來，解釋了很大一部分認知下降的原因。

相對來說，喝酒、運動缺乏等帶來的影響較小。

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樣本總體以及教育分層的特征：

• 學歷：低學歷組整體更年長（中位數≈50.7歲）且女性比例更高

• 認知水平：認知水平（RFFT）基線隨學歷遞增（73.4/82.0/90.3分）

• 飲酒：高學歷更多為輕度飲酒（80.4%），重度飲酒更少（5.3%）；低學歷禁酒與重度飲酒比例都更高（23.4%與8.9%）

• 吸煙：呈明顯社會梯度，低學歷當前吸煙最多（18.4%），高學歷從不吸煙最多（49.6%）

• 睡眠質量（PSQI）：三組中位數相同（3.4），但高學歷組IQR更低（1.7–4.3），提示睡眠質量略好

表2中顯示了變量相關性。該研究證實，長期晚睡，會讓認知更容易下降。

研究人員基于教育分層，進行了相關的中介分析（見下圖）。僅在高教育組中，觀察到顯著的總效應（路徑C）與間接效應（路徑C’）。

睡眠質量、飲酒、體力活動與吸煙的中介路徑示意

路徑A：（時型→中介）

睡眠中點每晚1小時，可能會出現一連串伴隨影響：

• PSQI增加0.45分，提示睡眠質量更差；

• 與戒酒者相比，成為輕度飲酒者的幾率增加1.43倍，重度飲酒者的幾率增加2.34倍；

• 每周中高強度體力活動減少0.57小時；

• 與從不吸煙者相比，成為既往吸煙者的幾率增加1.21倍，成為當前吸煙者增加2.08倍。晚型作息常伴更差的睡與更多吸煙。

路徑B（中介→認知變化）

PSQI每增加1分（睡眠更差），可能會出現一連串伴隨影響：

• 10年認知分下降0.24分；

• 與戒酒者相比，輕度飲酒與認知提高1.42分相關；

• 與從不吸煙者相比，當前吸煙與認知下降2.21分相關；

• 重度飲酒、體力活動與既往吸煙與認知變化均無關聯。

路徑C/C’：總效應與直接效應

作息每推遲1小時，可能會出現一連串伴隨影響：

• 10年認知分下降0.80分（路徑C）；

• 調整飲酒、體力活動、睡眠質量與吸煙后，間接效應仍顯著，10年認知分下降0.59分（路徑C’）；

所有中介的合并間接效應顯著。

四個中介合計解釋了約25.7%的關聯，其中睡眠質量約占13.5%、當前吸煙約占18.6%（兩者有重疊）。

研究人員認為，在高學歷者里，晚型作息與認知下滑有關，部分通過睡不好與繼續吸煙這兩條通道發生；而運動與酒精不是主要路徑，但并不據此鼓勵飲酒。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員還重點考察了時型差異與認知下降的縱向關聯。

所謂時型，就是生物鐘的差異，比如「百靈鳥/夜貓子」，它反映個體在活動與睡眠時間上的偏好。

在青春期，時型通常從早轉晚，到了中年又趨于提前。

數據顯示：中年人群，約7.1%為（極端）早時型，19.9%為（極端）晚時型。

此外，由于上班、社交和育兒等「社會時表」，個人作息未必與自身時型一致，容易產生「社會時差」。

早時型者白天較早時段最清醒，但可能因晚間社交導致睡時變短、質量變差。

同樣，對于晚時型者，若嚴格按早時型安排生活，也通常難按常規時間入睡，早起去上班也更吃力。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員假設存在U形關系：極端早/晚時型較中間時型，會出現更大認知下降。

在對時型這一單變量進行分析時，研究人員發現時型每推遲1小時，10年RFFT下降0.75分。

在年齡、性別多變量分析中，發現每推遲1小時，10年RFFT下降0.36分。

在分組敏感性分析（早/中/晚）中，同樣提示晚時型與認知下降相關。

既有研究中，對「時型—認知下降」的證據并不一致。

研究人員推測，未見早時型的不利效應，可能與極端早時型比例很小有關。

另外，時型本身是否獨立影響認知，還是說社會時差才是關鍵，仍待厘清。當社會時差存在時，關聯可能部分由后者驅動。

低/中教育者或更易從事與自身時型匹配的靈活工時崗位（如清晨施工、白天客服、夜間酒吧）。

高教育者更常為「朝九晚五」（如高管、經理、教師），更難匹配。

這或許也是分層差異的一個原因。

研究人員認為，在未來研究中，需要優化社會時差測量，將其作為協變量納入，以更準確估計獨立于社會時差的「時型—認知下降」關系。

此外，還有一個現實差異的影響：

從中介分析來看，晚時型與睡眠質量差和當前吸煙相關，而這兩者與認知下降有關。

吸煙方面，晚時型者更易吸煙，或部分因尼古丁的短期「提神」效應來應對社會時差，以及更高的壓力水平。而長期吸煙與腦白質退變和加速腦老化相關。

既往也有研究提示，吸煙可中介時型與心理健康、抑郁的關系。

在高教育組，時型每推遲1小時，10年RFFT下降0.80分；若最極端晚時型與最早時型相差約9小時，理論上差異可達7.2分，對應小到中等標準化效應量（effect size）約0.36。

鑒于約四分之一的效應由睡眠與健康行為中介，這提示我們，干預策略應同時關注減少社會時差（如更靈活的作息/工時）與生活方式改善（如戒煙）。

在中老年高教育人群中，較晚時型與更明顯的認知下降相關。其中約13.2%和16.8%的關聯分別由睡眠質量差與當前吸煙所中介。

這提示我們需要推進戒煙等干預，并為高教育人群推動更靈活的工作制度，以減輕與時型不匹配帶來的不利影響。

A.N.Wenzler

A.N.Wenzler（Ana Neeltje Wenzler），其研究聚焦睡眠與作息類型（chronotype）、睡眠質量與健康行為對中老年認知衰退及癡呆預防的長期影響，參與BIRD-NL協作研究?，F為荷蘭格羅寧根大學醫學中心（UMCG）流行病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