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來（朱镕基和勞安的兒子），1957年生，1994年畢業于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原中金公司CEO，連膺三屆“亞洲最具影響力25位商界領袖”人物。

本文為朱云來2017年6月15日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長論壇上的演講 《新常態下的中國發展之路》。雖然是六七年前的發言，但依然不過時，犀利而精準，數據說話，條分縷析。

在此整理分享給諸位。

新常態下的中國發展之路

朱云來

所謂新常態，應該是不同以往的一個常態。為什么要提新常態？可能是因為老常態已經不可持續，否則就沒有必要提新常態。我們發展經濟的最終目標，就是希望國家發展、人民幸福。

讓我們先來看一下中國發展的基本狀況。這是我根據2015年國家統計局出版的年鑒資料做的一個總體描述。

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是我們展開所有活動的基礎，我們是擁有13.7億人口的大國，總產值的統計數據為69萬億人民幣。另外還有許多大家耳熟能詳的基本特點，比如歷史悠久、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勤勞進取，加上改革開放成就矚目，工業發展門類齊全，資源欠豐、產能過剩、庫存過量、升級挑戰、創新挑戰等等。這是一個總體情況。

圖源：網絡

再看看中國的地理。這張圖我挺喜歡，它能說明很多問題。

中國的東北、華北、長江中下游，包括珠江流域都是平原。西北是高原，西藏這里最高，是世界屋脊。中國是三階臺地，第一個臺階是平原；第二個臺階是高原；第三個是所謂的世界屋脊。它的地理特點叫做“西高中低”，東南部比較溫濕，西北部比較干旱。

在960萬平方公里總面積中，東部第一階平原將近有281萬平方公里。如果與全世界比較一下，中國的這塊平原也算是全世界最大的了。歐洲也有很大塊的平原，但是它的平原緯度50度偏北，而中國的這塊平原緯度在北京40度到上海30度之間，溫濕條件就比歐洲平原要好多了。這樣的地理和氣候條件，不僅適應動植物生長，而且也支撐了我們延續幾千年的發展。

人口分布圖中紅色區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中國大約93%的人生活在第一臺階區域，約三分之一的國土之上。雖然我們號稱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但核心人居區域就在300多萬平方公里之內。

再看一下我們的城鄉結構。2015年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全國各市、縣是最基本的統計單元，城市平均有3165平方公里，112萬人口，城市中心為建成區，例如北京各市區。中國共有656個城市，全國城域建成區人口只有3.9億，如果把縣域建成區人口加進去也僅為5.3億。鄉鎮人口有1.3億，每個鎮平均1.6平方公里，平均人口也就是4000人。

所以我們把城市化概念變成了城鎮化，其實是有些夸大的成分。鄉鎮平均人口才4000人，縣域和城域建成區平均分別是9萬人和59萬人，完全不是一個量級。全國656個城市才是真正城市化的地方，所以全國960萬平方公里內只有5.2萬平方公里城建區算是城市，占所有國土面積的0.54%。

也就是說中國人口生活在非常集中的地方，把全部鄉鎮、村莊、縣域和城域建成區面積加起來共25.9萬平方公里，不到百分之三的國土面積，真正住人的地方就這么大。很多人覺得蓋房子地不夠用，這怎么可能？完全不是地的問題。

面積是展開的空間，人口是展開的基礎，產值是展開的實際結果。東西南北，我用這條紅線畫出來，所謂東部和中部都在剛才說的一階臺地上，大概281萬平方公里，10億人口（將近四分之三），產值占了80%。如果各省政策都一樣，片面追求GDP，都想搞高速增長，那只有加大工業投資或者房地產投資，效果肯定不好。更何況那些邊緣地區，自然條件和人口密度也不一樣。所以，應該考慮因地制宜、各不相同的差異化發展策略。

這里談一談總量的經濟結構，GDP就是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它是以不同的生產單位，對所有經濟活動的統計。它有三種統計方法：

一是生產法。簡單說就是不同行業的產品，分為農業、工業、建筑、服務業。

二是收入法。參與生產單位從分配角度得到的分配結果，分為薪酬、稅收、折舊、盈利。

三是支出法。用得比較多，跟經濟生活聯系更緊密，分為消費、投資、政府開支、進出口。

這是我們的整體結構，它們的數字應該是同一個GDP，但是由于統計過程總會有一點誤差，所以數字可能會略有不同，幾個百分點的誤差而已。

GDP在生產法下2014年是64萬億，2015年是68萬億，2016年是74萬億，年均增速7.5%。生產數據中的生活服務，比如教育、醫療占比非常低。另外，比如運輸雖然算是“三產”，這個“三產”不是大家理解的第三產業，主要構成是礦石、鋼鐵、糧食運輸等等，這些服務應該屬于生產服務概念，而不是生活服務之類。有人談到一個新的觀點，說現在要特別發展生產服務業，我想原來恨不得85%都已經是生產服務業了，其實是要特別發展生活服務業還差不多。

收入分配的特點是人工薪酬占比偏低，資本收入占比偏高。企業盈利及折舊屬于資本收入，勞動者收入占產值的二分之一。薪酬是13億人作為勞動者的收入，盈利是企業擁有者的收入，稅收是政府的收入，這僅包括一次稅收，還有所得稅。

從經濟結構上看，1978年到現在，進出口占GDP比值曾經在2007年達到最高8%左右，然后逐步下降，現在只有2%-3%。政府開支占比一直較平穩，最重要的是消費和投資的占比變化。從1978年開始，消費最高曾達到52%左右，但2002年以后逐漸下滑。相反，投資占比直線上升。目前與1978年相比，消費占比少了10%，投資多了10%，這一正一反的交叉發生在2004年，可以看出一路來的大量投資。

然后看看我們的消費結構，總額是從2003年到2016年累計消費179萬億，占同期產值576萬億的31%。不同的顏色，區別城鎮的可支配收入、城鎮的消費支出、農村的可支配收入、農村的消費支出。2013年以后，國家統計局把城鄉統一一起計算。消費占比很少，只占了三分之一。

從投資上看，20大標準行業為農業、采礦業、制造、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批發零售、交通運輸、餐飲、信息服務、金融、地產、租賃、科技、公共設施管理、居民服務、教育、衛生、文化、社會組織、國際組織。

從投資規模上看，顯然制造業第一，因為中國本身就是制造大國；房地產絕對第二；公共設施管理業也投資很多，然后是交通運輸包括鐵路、公路。采、制、供、建、地、運、公共合計七大領域的投資占了總投資的84%，居民生活服務、教育、衛生、文化、餐飲等五大領域投資相對很少，只占總量的5%，其他行業加總11%。2003年-2016年是這個狀態，2012年、2013年提出進入新常態，但現在還是沿著這個常態繼續發展。

這么大的投資量，主要靠什么支撐？2000年-2016年建筑總規模跟銀行債權（國統其他存貸款性公司各類債權合計）比值一直在100%左右。建設靠的是債務，銀行系統收取存款后貸款，貸款之外再買別人的債券或是債務，所以銀行債權代表的是總債務規模，跟建設總規模這么相近，很明顯建設是靠債務支撐的。

建產比（建筑總規模/GDP）2000年的時候是100%左右，到現在一路增加到200%多，說明相對同樣的生產規模、建設規模越來越大，從一倍變成兩倍，這就是現在國家所面臨的最核心問題。

我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鑒的資金流量表反向推算出了我們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根據2002年-2016年數據（其中2002年-2014年為實際統計數據，2015年-2016年為估算數據），計算出截至2016年底，資產總規模843萬億，負債546萬億，權益297萬億。2016年GDP是70萬億，也就是說產出為70萬億，相當于生產總額、銷售額，但是資產總額是800萬億，資產/產出的比值是非常高的。

假如把中國所有的公司全部整合，把它當成“中國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集公司”，這就是一個800萬億資產的大企業，世界級的大企業。它的效率如何呢？它的股權回報2002年約9%，2016年到6%了。2002年后曾經有過一段系統性改革，也許可以稱為“改革紅利”，股本回報不斷上升，但2007年以后，就開始系統性下降了。資產收益率原來3%，現在降到2%。資產周轉率從2002年50%降到目前30%，投資多了，資產大了，顯然周轉率就下來了。杠桿率從2002年的260%增加到280%，相當于總體資產負債率65%。這樣可以看到整個經濟的趨勢性的問題。

下面我們具體看一下經濟里面幾大部分。

一是消費。2016年人均產值約為5萬元，人均貨幣比產值多了一倍約10萬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產值的一半，即薪酬占了GDP一半。2016年人均消費約1.8萬元，每人平均剩下不到1萬元。這是城鄉平均值，如果城鄉分開算的話，城鎮每人平均結余1萬元，農村人大概只有2000元，城鄉平均為6000元左右，這個數還是非常小的。

二是從積累角度看，1978年-2016年居民結余累計大概是150萬億，如果扣除2002年以前數值，大約為120萬億。2003年-2016年累計名義產值為576萬元，如果以2002年為基年，累計實際產值為383萬億，名義產值是實際的1.7倍。經濟里面的很多辯證規律是跟名義相關聯的。

三是從整體產值或者行業的基本結構來看，從20個行業中每個行業的產出規模，可以看出生產結構向哪里傾斜。我們把所有可得到財務報表的公司統計出來，20個不同行業總資產約為354萬億，從各個行業整體的分布、排序可以看出來經濟結構。

各行業公司整體的利潤率是6.6%，我們計算的“中集公司”為7%，相當接近；各行業公司回報率是7.2%，我們算的“中集公司”是6%，上市公司回報率稍微好一點。奇怪是工業利潤率只有3.6%，回報率只有5.1%，而金融回報率是12.5%。

我們計算的金融負債和資產基本相等，差了一個國際頭寸。2002年金融資產是48萬億，根據部分統計數據和自己估算，目前金融資產應該是510萬億。金融資產膨脹10倍，同樣金融負債也增加至10倍。

我對未來發展的看法，大致選了兩個總體的角度。我覺得頂層設計確實很重要，但至少要把底層設計好。頂層設計顯然是宏觀的綜合平衡考慮，但是我覺得光綜合也不夠，頂層和底層要結合起來，因為實際上這是一個整體的系統性問題，而且各個系統之間有很多區別和關聯。“一行三會”本身就夠分散了，很多金融原則應該是統一的。保險一放水沖的稀里嘩啦的，因為保險的妖怪跑到了證券市場上。這好比我們是種地的，那邊烏鴉飛過來了，因為不歸我管，所以我不能打，還要保護野生動物，所以我只能敲臉盆。

本質問題是信貸巨額擴張，貨幣/產值從一倍到兩倍，這種建設規模靠著債務推動的模式，結果一定是投資過剩。另外，杠桿過高、產能過剩、庫存過量、增速放緩、利潤低下、產價格通脹、幣值壓力，都是由此一起來的。

這么大的國家，每個地方的情況都不一樣，但是統一都要上GDP。說了不唯GDP，又說不能不要GDP。要GDP干什么呢？GDP是什么質量？GDP本來應該是市場活動結果的客觀統計，現在我們倒過來把GDP變成一個目標，而且特別強調這個目標是所有指標的前提。

假如你有一個項目，銀行經過評估認為這個項目能夠還本付息，并且有很好的前景，當然應該給予貸款。問題是你現在沒有這樣的項目，銀行還要貸款給你，結果一定是不能賺錢。短時期貌似把GDP拉起來了，但是長期看GDP的質量會很低。

再比如房地產，據我的研究，過剩非常嚴重。按房屋存量來看，城鎮房屋建筑面積，加上現在還在施工的，以人均大約30平米的水平估計，至少可以滿足10億人的住房需求，但是按夸張的城鎮化統計，城鎮人口也只有7億多人。況且事實上80%的城鎮人口平均住房只有25平方米，當然有些是人均60平方米，平均下來才是現在所謂城鎮人均30平米，并且每年都在增加。

從宏觀上看，房產總量一定是過剩了。而且現在房子均價差不多7000-8000元，可是我們的人均收入約3萬元，人均結余也就7000元。想買30平米房子要不要用30年？除非10年不吃不喝。無論怎么算，這個價值完全不對了。

宏觀經濟要系統對待，區域經濟要區別對待。我們的經濟目標應該是讓老百姓衣食無憂，現在至少還在憂房子，所以應該有一個客觀的、系統的衡量標準。

現在提出“三去一降”非常對，企業的一系列問題一定要解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重要的決定性作用，我認為這是解決問題最關鍵的核心。鋼鐵產能12億噸，產量就8億噸，多余了4億噸。目標是三年要減掉1億噸，一年就減3千萬噸，有用嗎？一會兒房地產又熱起來，鋼廠肯定又跟著熱鬧起來，這不是真正按照市場機制定下來的東西。

頂層設計既要從上面考慮目標，也要看下面每一個具體行業的具體情況，包括不同行業之間的相互關系。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政策制度。

所謂的農村土地流轉，對于農民來說是個什么概念？一片大平原中間的一個村，土地能流轉起來嗎？真正土地流轉的只能是在大城市周邊。一個城市的周邊沿著邊長能增加一兩公里寬的地就已經不少了。就算是土地能流轉，又能解決多少人呢？對于真正居住鄉村的農民能有什么用？所以這樣的政策解決不了本質問題。

前面講消費只占GDP的三分之一，如果我們倒過來想這個問題，50%基本上是做投資了，如果不去追求GDP，很多投資可以不投。保證居民基本生活開銷，也就是70萬億里面的30萬億而已。如果讓市場機制來起決定性作用，不該投的投資全都停掉，全國老百姓的生活并不會比去年差。我們應該靜下心來，好好審查一下哪里投得太多了。不要老覺得是壓力，總想一旦掉到5%怎么辦？再掉到3%怎么辦？其實掉到一半都沒關系，吃喝都夠了，衣食住行都有了，只是暫緩一步改善，但是不會比以前差。

保證了基本生活，然后是因地制宜。核心問題還是應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能再靠過去的投資、出口拉動。要真正推進改革，解決實際問題。要提高技術創新，這是未來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中國財政制度的特殊情況，是很多稅按照中央稅收上來，再把一部分錢轉回到地方去，實際上是財政收入加上中央轉移財政收入。2015年各省平均財政收入為2677億元，中央轉移財政收入為2173億元，兩者之和剛好等于財政支出4850億元，這是一個地方財政的基本平衡。山東、江蘇、浙江、廣東、河南這五個省2015年產值均超過3萬億，全國平均值是23315億。

我的思路是“首先是老百姓衣食無憂、安居樂業”。舉一個例子，黑龍江面積是47萬平方千米，人口4000多萬，擁有廣大的耕地面積和豐富的石油、林業資源，不就是要解決這4000多萬人的衣食住行嗎？你非要在這里搞工業，是不是遠離市場？江浙一帶包括山東，工業發達過剩得已經一塌糊涂了，東北還能搞什么？農業占GDP的6%，但農業的增長只有2%，靠農業能增長什么？所以只能做投資，投資又增加了產能，但距離內地又十分遠。

如果給地方官定下一個目標，要求當地跟全國的平均GDP發展水平一樣，他只能去搞工業，而當地發展工業一定沒有出路的。實際上地方有旅游等其它資源，為什么不能讓地方走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中國的老百姓也需要夏天出去消暑、冬天去看冰花，還有許多其他的消費方式。

我的邏輯是說，只有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老百姓才有錢去消費。現在不是不想消費，而是因為掙的錢太少。我們的薪酬收入占GDP的一半都不到。在G7國家中，最低的是日本，國民收入占GDP的60%-70%。我們收入占比太低，很多變成了國家的收入，由國家拿去大量投資，但是這種投資很容易出錯。如果錢到了老百姓手上，老百姓最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大家去消費就會產生需求，企業就根據需求去投資，完全讓市場來決定，讓市場經濟動作更加良性化。

關于“一帶一路”概念，我把全世界的面積、人口和產值進行排序。全世界陸地面積1.3億平方公里，中國是960萬平方公里，全世界人均產值10000美金，中國8000美金。“一帶一路”國家人均產值比我們的略低，相對欠發達一點，但是總量還挺多。

一帶一路沿線大約有60多個國家，面積是我們的4.4倍，人口是2.3倍，產值是1.4倍。從企業的角度看，不是相當于我們的市場范圍擴大了兩倍左右嗎？我認為這個思路是挺有遠見的。我們比他們相對來講還先進一點，中國制造還是有一定實力的，但在國內我們已經擔心產能過剩了。

至少我們面對一個這么大的國際領域可以去拓展，當然它不會自動屬于我們，是需要我們去競爭的。我們應該相信自己有競爭優勢，這需要我們很具體地一個一個做出來，需要有很強大的開拓能力。

從全球角度開看，公元元年到鴉片戰爭期間，中國GDP一直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其實我們只有三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平原，長期都依靠農業的經濟規模效益，居然也能有這么強大。這個國家有10%的稅就已經非常富有了，假如征10%的兵，那就是千萬大軍。正因為如此，沒有人能打敗這個國家，除非它自己腐敗，中國歷代朝代的更迭恰好也是如此。

但是鴉片戰爭之后這個邏輯為什么突然就失效了？從33%一下子跌到幾乎是0。中國到底怎么了？是什么事做錯了導致我們突然從泱泱大國變成一窮二白甚至生靈涂炭？

你看印度在16世紀GDP占全球比例居然比我們還高，但是它是怎么下來的？從東印度公司成立開始，然后基本上跟我們差不多。印度平原也很大，而且平均緯度從30度往下到20度，這分別就是上海與廣州的所在緯度。印度的濕度和溫度條件更好，所以它產出更高。在以農業為基礎的時代，它的農作物產量一直很高，甚至比我們還高。我們比它的緯度偏高，所以產量比它稍少一點，這可能是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吧。還有一個原因，它最早被所謂的雅地安入侵，所以它的歷史文化各種交叉變化比較多。

而中國由于地形的限制，三面是高山，在遠古農業時期的冷兵器時代，基本是與世隔絕。

還有一個對修筑長城很顛覆的說法。過去我們都知道各個朝代都在修長城，一是當時我們的農業太豐盛了，花點錢修個城墻不算什么；二是游牧民族確實經常來襲擾搶奪，確實需要修筑長城來保護我們豐饒的物產。和全世界四分之一的產值相比，修筑長城的花費還是比較合算的。

中國GDP占全球比例的突然下降是因為工業革命，我們落伍了，于是一下子跌下來了。但是為什么中國GDP占比從20世紀后期又漲上來了？我們垮就垮在沒有工業，而迅速實現工業化，是實現振興和重新崛起很重要的工具之一。中國的現代工業化進程從1949年就開始了，當時從蘇聯引進了100個項目，蘇聯人撤走了以后我們自己接著干。

當時我們非常清楚，中國連肥皂、面粉機都生產不出來，但是一定要抓住“兩彈一星”，這是當年最高端的技術。中國過去靠長矛大刀，再加上點武術，但是外國人搞了工業革命，人家用的是堅船利炮，我們的優勢一下就沒有了。我有這么一個邏輯，過去冷兵器打仗是一比一，當時中國有4億人，英國只1000萬人，耍大刀他們確實拼不過，但是人家一人拿一桿步槍，就能頂上你一百個大刀隊。用一百倍乘以一千萬，人家就成了10億人，我們能打得過嗎？這叫做技術乘數，技術乘數改了，1變成了100，力量對比就顛倒過來了，中國一下子跌下來了。

我們現在正在追趕，技術還不可能達到他們那么高的水平，但是我們已經趕超很多了。過去我們的技術乘數是0，現在謙虛點說也有個六七分了，就算還沒有趕到100%，但是70%和以前就完全不一樣了。問題是現在它是1，我們是0.7，我們還在追趕中。但是明天他又有個新發明，技術乘數是2或者是1.5了，我們就可能回到0.6去了。

我們過去講自主知識產權，意思是要自己設計、自己制造，要自力更生。但是，立國之本一定是科技，所以我想強調一下什么叫做技術乘數，我們要發展真正屬于自己的科技。

中國前景靠什么？靠改革，包括一系列制度方面的改革。拓展“一帶一路”和世界市場，我們有很好的機會，我們可以和平地通過市場經濟的交往，去占有一定的市場，而且對這些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生活也是一個支撐。

剛才說了技術乘數，前面是科技，后面就是人才。有了這兩項，我們就會前途無量。這么說是為了謙虛一點，實際上我覺得應該是世界無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