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疫情所引發(fā)的系列財政危機，像一個毒瘤一般侵蝕著整個國際高校界，學生、教員、校園等各方都分擔著苦果。

而由于缺乏普遍有效的破局措施，科研與教育正在邁向持續(xù)萎縮的惡性循環(huán)。

財政危機，高校百態(tài)

上周三，美國阿克倫大學（University of Akron）董事會全體通過了一項裁員計劃，以應對預估中的生源衰減情況和持續(xù)性的預算危機。該計劃從大約570名教職員工中裁除了97名全職教授的職位，這一決定將在兩周內生效。

除此之外，該校還有打算近期辭職或退休全職員工約21名。如此之高的裁員比例，無疑將會嚴重影響大學的正常運作，該校的財政情況顯然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

阿克倫大學的教授對前路憂心忡忡。他們質問校方，在如此多的同事“失蹤”的情況下，他們的院系將要如何運作下去，或者說，還有運作下去的必要嗎？

阿克倫大學教職工會主席Pam Schulze教授稱這個決定對教職工乃至學術研究而言都是一次“血洗”。她表示，“我不認為這僅僅是工會的問題，它其實關系到整個大學。據我所知，一些教研工作的正常運行會因此受到嚴重損害，幾乎難以為繼。”

據悉，應校方要求，各院系都對人員課程進行了改組，其課程削減比例高達25%。

阿克倫大學校長Gary L. Miller表示，他們此舉是為了給校園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謀求出路。他稱，由于人口結構原因，阿克倫大學生源連年下降，而疫情流行讓局面更為嚴峻。不過他堅信，只要敢于做出“共同的犧牲”，阿克倫大學將安穩(wěn)度過此次疫情危機。

圍繞阿克倫大學裁員計劃的爭論十分激烈，雙方各執(zhí)一詞。一方認為，在入學率下降的時候削減教學費用無異于自毀長城，將令家長和學生對大學失去信心，進一步導致入學率下滑；而另一方認為，自上而下的人員裁撤，精簡了冗余員工，這將推動入學率。

事實上，自疫情大流行以來，整個美國高校界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裁員措施以縮減開支，但阿克倫大學此次裁員所引發(fā)的爭議卻殊為巨大。有評論者稱，這主要是因為其裁員比例過高，且許多教員公開強烈抵制的緣故。

顯而易見的是，疫情大流行對高校界的打擊是普遍性的，但由于每所高校自身實力不同，故而其所能承受的壓力也不同。因此，一些在疫情之前就運作不良的高校，往往迫于疫情壓力而采取更為激進的裁員舉措，來避免校園基本運作的崩盤。

比如同樣運營不善的俄亥俄大學，其生源在疫情之前就已面臨數(shù)年下滑的頹勢。疫情爆發(fā)不久，該校扛不住財政壓力，解雇了近140名員工。這一舉動激起了教職工和學生們的強烈不滿，他們隨即在校園內組織了汽車游行。

許多美國名校也半只腳跨進了財政危機的泥淖，不過這些學校財力雄厚、資源廣泛，應對相對不那么窘迫。總而言之，各高校形形色色的應對方式，一同構成了疫情財政危機下的高校百態(tài)。

裁員潮、學生難，澳洲高校何解？

從地緣上看，不單美國，澳洲、歐洲等區(qū)域的高校也面臨著同樣嚴峻的局面。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近期宣稱， 將裁員493個全職工作崗位，以應對COVID疫情造成的6億澳元（合人民幣約29億元）的財政預算缺口。

校長Ian Jacobs表示裁員是充分努力過后的無奈之舉，他稱：“我們預計在2021財年將虧損3.7億（澳元）。而其中超過75％的損失將通過與就業(yè)無關的開支縮減措施和我們的儲備金來彌補。但即便這樣做，仍然留下了7500萬澳元的財政缺口。”

此前，該校的高層管理人員曾帶頭降薪，其管理及行政費用等非人事成本也遭到了削減，甚至連臨時工也減少聘請了許多。

Jacobs認為校方在保有崗位上所作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他表示：“在3月份，我曾以為我們將失去2000多個工作崗位……但我們提供的崗位數(shù)量，仍然比2016年時多出500個。當然，這并不能減輕失業(yè)帶來的痛苦和苦悶。我們對裁員深表遺憾。”

由于國際邊界的長久關閉，澳洲各高校正在承受巨大的財務痛苦。

作為八校聯(lián)盟（Group of Eight）成員的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和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估計其2020年財政損失分別為3.5億澳元、3億澳元。

與美國方面的情況類似，嚴峻的財政形勢正在對高校施加全方位的負面影響。澳洲八校聯(lián)盟的一項預測模型顯示，由于缺少外國學生，其成員大學將失去6700個工作崗位。裁員潮即將席卷這些澳洲的頂級高校。

這6700個崗位中包括短期以及非常任職位的4400名研究人員，他們的合同續(xù)簽可能性極低；而除了這4400名合同雇員，另外2300名被裁人員將主要是大學常任學者和專業(yè)人員。

莫納什大學校長Margaret Gardner在更早時候曾預測該校裁員將達到500個職位，這與新南威爾士大學宣布的裁員情況相似。運營狀況較為良好的大學們尚且如此，其他大學的境況就更是舉步維艱了。

許多大學宣稱，他們能做的也只是將裁員數(shù)量縮至最小，但想要完全擺脫裁員困境，是幾乎不可能的。

面對困境，Jacobs仍然相信新南威爾士大學今年有希望在全球排名挺進前50，“在過去幾年中，我們已經從世界排名第96位升至第55位。我認為我們今年可以躋身前50位”。

但是，即便新南威爾士大學整體樂觀，如此規(guī)模的裁員浪潮對高校的負面影響也是難以回避的事實。令人擔憂的是，這引發(fā)的連鎖效應，或將最終表現(xiàn)整體研究水平的下滑上。

八校聯(lián)盟首席執(zhí)行官Vicki Thomson女士針對澳當下的研究財政困境批評道：“大學收入在為大部分國家研究工作提供資金。而當COVID-19疫情導致大學收入下滑的時候，澳大利亞研究經費的結構性低效率就暴露了出來。”

她補充道：“最嚴峻的現(xiàn)實是，大多數(shù)研究人員所簽訂的固定期限的合同是由大學收入來支持，而非來自政府。因此，在高校遭受經濟打擊的同時，我們面臨著嚴重的人才流失風險。這些人才往往是運作復雜的研究基礎設施的專業(yè)技術人員。”

來自悉尼大學的一項研究則顯示了澳大利亞研究型學生群體所面臨的財政困境。

今年4月份，悉尼大學的研究人員對1020名研究生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以調查COVID-19所引發(fā)的危機對他們所產生的影響。

調查結果發(fā)現(xiàn)，約75%的學生將因疫情而遭受財務危機。45%的學生稱因為無力負擔各項支出，因而會在6個月之內退出自己所在的研究工作。甚至還有11%的學生表示自己的基本飲食開支都成了問題。

研究人員稱，大部分學生財務狀況的改變是因為在校的兼職津貼削減的緣故。

就調查結果來看，有18%的學生聲稱他們失去了兼職職位，有19%的學生聲稱其兼職職位的工作量與薪資都下調了，還有部分學生表示薪資下降了，工作量卻反而上升。

更為嚴重的是，許多學生（占受訪者29％）預期會在6個月內陷入無力負擔住宿費的困境（甚至已經無法支付）。已有30％的人正在被迫尋找替代住所。5%的人表示自己將要無家可歸。

如果將這5％推廣到整個澳大利亞的研究型學生群體，那么后果是十分嚴重的。研究人員認為，這些數(shù)據預示著學生們所面臨的嚴重危機。這需要政府果斷干預，以避免對未來的科研人才儲備產生負面影響。

澳洲諸所高校的研究經費，由于相對缺乏政府資助，過度仰賴大學方面的收入，因此在疫情中受沖擊尤其明顯。而財政問題牽一發(fā)而動全身，裁員浪潮導致現(xiàn)有人才流失，學生補助削減導致人才儲備渠道受害，這些負面因素對其未來科研產生的影響將是顯而易見的。

由于國際學生占澳洲高校收入的比重相當可觀，許多高校仍在寄希望于國際學生的重新返校。然而澳大利亞內部反復無常的疫情態(tài)勢卻使任何人都不敢斷言其國際邊界何時會再度開放。可謂艱難異常。

有評論者認為，政府應當在這一關鍵時期提供幫助，避免大學中科研力量過度萎縮。否則，一旦人才流失過度，那么在疫情之后想要通過加大投入來恢復科研產出，也會陷入無人可用的局面。

然而，面臨疫情危機的并非只有高校界、科研界，復雜而不確定的經濟局勢要求人們作出更多的選擇，想要解決疫情之下的高校財政之困，恐怕并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