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首都醫科大學校長饒毅在其個人公眾號“饒議科學”發表題為《我國招聘國際科學人才的經驗和教訓：原因與后果》的文章。文中提到“國際教授回國，除了十幾年前，現在基本不再是潮流”，饒毅懷疑“很多高校和科研機構因為擔心他們水平高于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領導，“不方便”管理，而因此排斥國際正教授。”目前，西湖大學的國際正教授的數量已經超過北大、清華，比例更是遠超全中國所有院校。施一公幾年前希望教師招聘超過北大清華的愿望，今天已經成為現實。現在除了浙江大學似乎還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學都接近放棄招聘國際正教授，擁有一百多個研究所的中國科學院，十幾年來，真正全職到位并留下工作的國際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許不到五人。

饒毅認為，在目前國家和地方的政策加持下，引進的人才并不在引進單位分羹，而是帶給引才單位更多的資源。但即便如此，高校和科研單位的領導大部分不愿意引進國際高層次人才。

饒毅文中還提到“一批主要是1950年代出生的高校和機構國內領導，對于饒毅、施一公等為代表的海外引進的正教授的“阻擊戰””，饒毅認為對海外正教授的“阻擊戰”非常“成功”。

國際一流大學做過正教授的這批，在國內帶領各單位改革后，接近百分之百被掃地出門。而且在國際上獲得博士學位都基本成為弱點，也一樣在科研和教育機構的領導層幾乎被“清零”。

北大、清華、以美國建校為基礎的協和醫學院，也一樣，幾乎全部清零國際博士，而幾乎全部由國內博士領導。全文如下：

【條件大大提高了，數量大大增加了，為什么質量并不容易提高？】

17年前，45歲的我和40歲的施一公回到北大、清華全職工作后我國出現一次引進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的熱點。

今天，我國對科技和高等教育的人才更加求賢若渴，條件也大大提高，那么回顧這17年的一個側面，也并非一定毫無意義。

17年前，一般認為我國的發展到了可以大規模引進人才的時期。

事實上，有很多科技和高等教育人才回國。

當時最突出的是北大、清華分別引進了約十位海外一流大學的正教授、講席教授，領導幾個學院和新體制研究所/中心。他們一方面改革所在學院，一方面這些學院的新機制和經驗被兩校總結推廣全校，奠定了兩校的全面改革。國內其他大學，也有希望學習的愿望，并且有所行動。

國內新成立了一些研究機構（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為代表的現在稱為“新型研發機構”），也以高的學術標準和管理模式，大幅度提高科學研究和科學人才的質量。

這一過程，在年輕科技人才的層面一直繼續，但美中不足的是回國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國內博士，而國際博士偏少。對一個人來說，博士學位來源當然不決定一切，也就是說具體到每一個人，當然有國內博士優于國際博士的。但是，迄今為止，現實還不可能做到大部分國內博士優于大部分國際博士。所以，國際博士的比例，仍然在總體應該想辦法提高（在個體上，一定是具體學術水平，而無論學位來源）。國內博士比例高的原因不外乎國內博士在國外升級困難度高于國際博士、而國內博士在國內的師承關系和單位網絡優于國際博士。

國際教授回國，除了十幾年前現在基本不再是潮流，而是一些單位的個例，整體數量很少。例如，年度實際經費超過一千億、擁有一百多個研究所的中國科學院，十幾年來，真正全職到位并留下工作的國際正教授恐怕不到十人，也許不到五人。

有些招聘的正教授以上的，也一般是六十年以上。而40歲、45歲，好像基本沒有再現。

而做的最好的是國家支持的新型大學----西湖大學。它擁有的國際正教授的數字超過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而比例就遠超北大、清華和全中國所有院校。施一公幾年前希望教師招聘超過北大清華的愿望，今天已經成為現實。

其他大學沒能做到，現在除了浙江大學似乎還非常努力之外，大部分大學都接近放棄招聘國際正教授，甚至引起懷疑很多高校和包括科學院在內的科研機構有可能排斥國際正教授，因為擔心他們水平高于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領導，而“不方便”管理。

在今天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我國迫切希望加強科技和高校人才質量。除了培養之外，我國很希望引進人才。國家的多個層面不僅有愿望，而且出臺很多政策、提供很多優異的條件，前所未有的條件，希望引才。

目前國家和地方的政策，非常之好。包括引進人才的條件，不由本單位出，而全部或者大部分由國家和地方提供。也就是說，引進的人才并不在引進單位分羹，而是帶給引才單位更多的資源。

這么好的條件，那么應該很快形成新的人才引進高峰？

確實有幾個單位、幾個地方用了國家和地方的政策積極引才。

但總體用新的引才條件引進高層次人才的數量較少、比例較低。

所以，很多單位并未積極相應國家和地方對科技、高等教育人才引進的號召，而是基本不做費力的需要單位領導出面的引才工作、只做容易的有單位普通人事部門就能承擔的簡單工作。

一方面，愿意回國的人數，特別是高層次，并非想象的那么多。另一方面，很多單位基本沒有興趣用這種條件引進高年資人才。雖然引進人才的資源不來自單位，但單位領導人不愿出現新人老人待遇不同而引發內部不平衡的矛盾。也就是說，高校和科研單位的領導大部分不愿意因為相應國家號召、因為促進單位長遠發展，而自己個人被單位的人所抱怨。短期個人利益普遍壓倒單位和國家的利益。

在一個層面壓制國際教授、另一個層面排出國際博士，看上去是個人/群體利益之爭。

實際上，用低標準排斥高標準的后果中國仍然難以建立公正公平的科學評價體系，雖然科學是全世界范圍最容易取得客觀共識的領域。

所以很多榮譽的評判、很多課題的評判、很多經費的評審，都仍常常以單位、群體和個人利益壓倒科學標準、壓倒國家利益，從而不僅不公平而且浪費國家的發展機遇。